这件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方舟子起诉韩寒,方舟子一定败诉,因为方舟子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韩寒代笔,法庭是不相信逻辑推理的。但是如果韩寒起诉方舟子,韩寒便必须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代笔,或证明方舟子诽谤,而现在的证据还没有这个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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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宁的逻辑错误是用“公益性”取代“垄断性”, 显然,是用“公益性”为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巧言诡辩和遮羞盖丑,是在为国有垄断企业“立牌坊”。照此逻辑,卖淫女子也可以分为“自娱性”、“营利性”和“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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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愚昧两座大山,方圆七百里,高七八千丈,坐落在民主城南边,智慧河的北边。专制山脚下有个名叫封建的国家,国内有个愚公,年纪已经2000岁了,在两座大山的正对面居住。他苦于专制和愚昧两座大山的阻塞,到民主城去都要绕道,愚公就召集他的学生和信徒商量说:“我跟你们尽力挖平险峻的大山,使道路一直通到民主城,到达智慧河南岸,好吗?”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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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华仁人志士对国家命运的一种梦想,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还提出“韬光养晦”战略。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一些成绩,GDP世界第二,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嫦娥二号”绕月飞行,“神州八号”发射成功并与“天宫一号”实现交会对接,航空母舰下水……这些与民生毫无关系的政绩工程都被人解读为“中国崛起”。我们只“韬光养晦”了十年,“中国崛起”之声便不绝于耳,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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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高利贷的最重要因素不是高利率,即使利率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即使利率很低,如果按日计息,七出十三归,驴打滚,利滚利,仍然可以构成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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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早已不是蔡元培时的北大,清华也早已不是梅贻琦时的清华;北大早已不是傅斯年、陈独秀、胡适时的北大,清华也早已不是梁思成、竺可桢、茅以升时的清华;北大早已不是朱自清、王国维、沈从文的北大,清华也早已不是钱钟书、梁实秋、费孝通时的清华。别傻了吧,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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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清汤寡水、谈“色”色变的国家,但我们好色的企业家却饱暖思淫欲,色胆包天,常常沉迷于声色犬马,以至于我们的品牌界五光十色,满园春色。
好色,本无可非议,但是,与西方社会相比,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西方社会到处是活色生香,品牌界却清心寡欲;而我们的社会禁情割欲,品牌界却极情纵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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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驾龄有20年,行车超过60万公里,没有出过一次事故;最快车速记录是240公里,那是在捷克的高速公路上,路况好,前方视野好,汽车性能好,本人的驾驶技术好,但我只行使了几分钟,就恢复到了正常车速。如果我每天以这样的速度开车,早就车毁人亡2000次了。因为超速发展造成的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和惨况一点都不亚于超速行车酿成的交通事故。当我们发现一家企业连续几年高速发展时,它的结果几乎可以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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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驰名商标就是优良品质的保证。把“驰名商标”当作名牌,这是对“驰名商标”的极大误解。驰名商标不是品牌。品牌是消费者心目中的烙印,是消费者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感受,是消费者用人民币和口碑投票,多年评选出来的,而不是某个机构或某几个专家认定或评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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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戏称,如果从空中鸟瞰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围墙圈起来的国家,没有了围墙,就没有了中国。我看“中国”两个字就是围墙。朝鲜字叫窗体字,中国字就应该叫墙体字。横平竖直的方块字其实就是不同的墙体结构。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没有围墙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拆除中国大陆所有的围墙,会出现什么状况。不!先拆掉你们家小区的围墙,看看三个月之内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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